江漢聲教授 形成中國醫學的陰陽五行說──徘徊在巫、醫和哲理之間的學問
發表於 : 週三 11月 13, 2013 3:16 pm
形成中國醫學的陰陽五行說──徘徊在巫、醫和哲理之間的學問
http://drillmansjh.blog.hexun.com.tw/16922686_d.html
江漢聲 輔仁大學醫學院院長 | 2006年1月30日
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
雖然一般人認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可達五千年，事實上根據目前史學家的認定，大概祇能從公元前一千六百年的商代算起，在之前的夏代是否存在還在爭辯中，由於商代甲骨文的出土，對於其文化才有一定的了解，在16萬多片的甲骨文上涉及病名有323片，所載疾病從頭到腳共20多種，其中「齲」齒已知是蟲蛀引起，大概是世界上最早記載。由於商代是貴族和奴隸的社會，醫學還是以巫術為主，甲骨文中有蔔辭治病，商王武丁的牙齒生病了，「祭於父乙，以求賜愈」。當然，在藥物上有不少的發現，包括制酒，酒是人類最早的食物，也成為最早「醫食同源」的醫藥。通過考古發掘，發現中國新石器時代（公元前四千年以前）就有釀酒的證據，而在甲骨文中更有制藥酒的敘述；事實上中國人以五谷為「湯液」非常普遍，也常拿來做醫藥，《說文》中「醫」的上半部「殹」是病人呻吟的聲音，下半部「酉」就是酒。
從商周到春秋戰國，中國的古醫學也有相當的文明，不僅在藥物方面，連在疾病病因推理、衛生保健之道古籍都有明載，和世界其它文明相較最特別的是針灸的醫療，甲骨文中就有反映用「砭法」除病、按摩療腹疾、艾灸治病，止痛和接骨復原之辭；近世在鄭韓故城遺址發掘出一枚長6公分用以治病的砭石。商朝的巫師治病到了周朝乃至春秋，就慢慢衰微了，醫療不僅成為專業，周禮中甚至把醫生列入「天官冢宰」所管轄的職官，在秦國更出現了醫和、醫緩等著名的實證醫療醫生，而最具代表性的「醫療始祖」是扁鵲。他不僅精於望聞問切四診，也精通內外婦兒針灸各科，更有意義的是他和巫術的抗爭，《史記·扁鵲傳》說他有六種病人不看，一種是「信巫不信醫」的病人。此外，齊國的「太倉長」淳於意，人們稱之為「倉公」，也是相當有才華的名醫，他是第一個記載病歷，稱之為「醫案」，並傳授醫術給他的學生。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醫學哲理逐漸在成形。自古以來，中國人以為世界上一切有形的東西，包括人的身體和天地自然，都是發源於無形的「氣」，而且受「陰陽」、「五行」的支配。「陰陽」起於《周易》，比甲骨文的占蔔晚，是商以後的發明，是解釋自然間相對變化；而「五行」創於《尚書》，順序是水火木金土，用來說明自然界的順序，如果亂了，就是天災人禍。像《尚書》中武王問箕子如何使人民安居樂業，箕子舉鯀治水用圍堵法就是亂了「五行」，所以洪水為患。陰陽五行又是在何時進入醫學呢？在中國醫學和文化典籍接軌甲骨文的一個重要發現是1972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其中有11種醫書，馬王堆中的醫書成書在春秋戰國時，要比《內經》年代更早。這些醫書中大量提到「陰陽」，像《陰陽十一脈灸經》、《合陰陽》等等，表示春秋戰國時「陰陽」已是醫學哲理的基礎，最早還可以追溯到《左傳》（公元前541年）。然而馬王堆的醫書中並沒有「五行」的概念，一直要到東漢以後，也就是《內經》中，才真正有系統引入陰陽五行。
陰陽五行成為中國古醫學的中心思想
從戰國到東漢末年的三國時代（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後265年）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醫學理論體系建構完成的一個階段，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書就是《黃帝內經》。「黃帝內經」之名最早見於《漢書·藝文誌》，現存《素問》和《靈樞》兩書各九卷，書中名黃帝與太醫岐伯、曾公等人對談來討論醫學問題。事實上是戰國至秦漢時期，許多醫學專家收集他們當時醫療經驗和理論，不時整理，補充和修訂而成，可說是一個時代集思廣益的醫學教科書。《內經》非常重視陰陽五行，它認為人體結構的各部分不是獨立的，互相相屬、互相連系就形成了人體的生理和病理，人體五臟的生理病理，又和世間各種事物，包括四季氣候變化、個人精神狀態等息息相關，而根據五行生克的關系，人體內臟感官也會互相制約，如金克木、水克火，故肝病死於庚辛日，心病發壬癸日等等，就有些回到占蔔巫術的感覺了。
除了《內經》之外，這時期另一本偉大的醫書是《難經》，《難經》最早出現在東漢張仲景的〈傷寒論自序〉，所以近人考證這本書成書應該在西漢末年之後。全書也是以問答式的體裁寫成，以闡明《內經》為要旨；「八十一難」中概括了生理、病理、診斷，治療各方面，而最引人註目的是在經脈學中改變了《內經》的全身診脈法推出「寸口診脈」為後世所遵循。魏晉時代王叔和的《脈經》，就是承繼《難經》的脈法。本來《內經》認為人體有12條脈，所以醫生要檢查手腳、軀幹、頭頸的12個脈位，難經將所有脈連結成一大循環，詳載脈隨人一呼氣移動3吋，吸氣又移動3吋，一次呼吸就移動6吋，人一天呼吸1萬3500次，所以脈繞行身體50次，手腕「寸口」是脈的大會，是循環的起點與終點，所以切脈在「寸口」即行。它又說，寸口細分為寸、尺、關，分別代表陽、陰與陰陽之分界，並且對應天、地、人；好像人體是個小宇宙，與大宇宙的陰陽互動，而人體陰陽互動又濃縮至手腕的寸口，在這小區域把脈不僅可以知道人體各器官的毛病，也對應自然和其它事物，知道這毛病從何而來，或許連帶那些精神狀態等等。
而最實證的經驗醫學醫書應該是《神農本草經》，這是熔鑄到東漢為止各朝各代所累積關於中國草藥的知識。雖然這是多人智慧的集體創作，但托名神農氏，除了因為神農有現嘗百草的傳說之外，也表示古人尊崇神農為中國的醫藥始祖。全書共載藥物365種，包括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和礦物藥46種，並且將藥物分為三品，上品藥無毒或毒性很小，主要是補養身體，中品藥有的有毒有的無毒，除了補養身體也治療疾病，下品藥大部分是除寒、熱或治疼痛，也多有毒，需限量限時服用。《神農本草經》除了詳細記載中國傳說藥物的功效和主治疼痛外，也以陰陽五行的理論來闡述中藥學的基本理論：像藥有君臣佐使，故有主方和輔藥，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相須者，相使者，相畏者，相惡者，相反者，相殺者，稱之「七情和合」來配藥，也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寒、熱、溫、涼四氣，如何炮制，要隨藥性；至於服用的方法更有一定的準則，也是以陰陽五行的基本理論架構，加上各家實際臨床的經驗編寫而成，對中國後世醫藥學者有相當參考價值。
中國陰陽五行對應西洋體液說對後世哲學的影響
中國醫學理論建構出陰陽五行的同時，正是西洋醫學希伯克拉底形成體液說的前後。其實這也是來自於古老希臘自然哲學家的說法，所有物質由四種元素組成：火、風、土和水，它們是萬物之源，這四種物質以「愛」「恨」兩種相反的力量相吸或相斥（就如同中國的「陰」「陽」），它們之間各式各樣的組合與分離形成各種物質，這四種元素也和熱、燥、寒、濕四種自然特性對應（就如同中國的五行）。開始，血液來自心臟，既潮且濕；黃膽源自肝臟，既燥且熱；黑膽來自脾臟和胃，既燥且寒；黏液來自大腦，既潮且寒。不只如此，對照人類行為和健康，血液提振精神、黃膽給人膽量、黑膽讓人消沈憂郁、黏液則造成遲鈍或冷靜。到了希伯克拉底，他的文集中更把這四種體液對應春夏秋冬四節氣，呼應人生四階段童年、青年、壯年、老年來說明人內在平衡須和環境外在平衡做一定的對照，它主宰了人類的健康或疾病。他甚至把人體各種體液量化，如果組成比例不同就造成人不同的性格；疾病來自於體液組成發生不平衡，像喪失了黏液不能保持體溫，形成神經系統疾病如癲癇、中風等等；而又隨季節不同有所變化，如冬天黏液多，則感冒流鼻涕增加；而黃膽和黏液是相抗衡的，在夏季最敏感，所以黏液少黃膽多所引起下痢在夏天最多。希伯克拉底學派的體液說，在羅馬時代被皇帝認為「最好的醫師與獨特的哲學家」的蓋倫（Galen，公元129年至210年）將之發揚光大，成為西方醫學千年來的理論基礎；蓋倫結合解剖和臨床的經驗，又以哲學思辨、典籍詮釋寫出大量著作，對於體液說，他又加入飲食、睡眠、空氣、排泄、補充和運動、靜止與激情六種非自然調和，以養生之道來維護人類健康的體質。
這「體液說」的基本精神，不僅影響到西方中古醫學的疾病診斷認知，也同時是治病上的根本依據，像體液說是許多疾病的共同因素，所以西方古醫學盛行「放血療法」。最開始是古希臘人，希伯克拉底的文集常提到特定部分的放血來治療特定的疾病，像右手肘放血治療肝病，左手肘放血治療脾臟疾病，腳踝外側放血治療腎病，腳踝內側放血治療睪丸痛。對於放血治療疼痛，在中國也有，《素問》指出：「邪氣侵入足少陰之絡，引起心痛、激烈腫脹、胸部兩側與四肢均塞滿。」故須從該經絡源頭，也就是腳踝前端內側加以放血。這兩個古醫學在一開始都用放血治病療痛，以血管走向或經絡學來確定放血位置，後續發展卻大不相同：古中國的放血療法後來可能演變成針灸，古希臘的放血療法卻持續下去，經羅馬醫學大師蓋倫發揚光大。蓋倫認為人體內在疾病的成因只有血液過剩或消化不良，疼痛固然是血液淤集，發炎更因體液的比例決定發炎性質，血液中較多的黃膽稱之Herpex，較多黏液稱之Edema，黑膽汁混和則為Scirrhus，黑膽汁瘀麻則為惡性腫瘤 (Karkina)，所以更需放血治療。不過是否局部放血治療特定疾病，就慢慢改變了，一方面也是解剖知識較為發達；不管如何，由於蓋倫在西方醫學史的地位，西方醫學史上放血治療存在近兩千年。
中國醫學在陰陽五行架構完成的時候也出現過幾位偉大的醫學家，值得一提的是東漢的張仲景和三國的華佗。張仲景（公元150至219年）是南陽人，在族人泰半死於疫病時發憤學習、勤讀古訓、博采眾方，所以是中國醫學的集大成者。他將陰陽五行引用到他對臨床診斷，詳細的觀察，寫出著名的《傷寒雜病論》；與其說成就在陰陽五行用於傷寒的辨證，還不如說張仲景是醫學史上第一位對「發燒」做最詳細描述和分類的內科醫師，「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的發燒和附帶癥狀都不一樣，也引用陰陽五行的道理來開藥方；而在他其它許多著作中的《金匱要略》更載明許多方子，像麻黃、柴胡，到今天都還是非常有名的藥方。華佗則是中國外科醫師的鼻祖，他也是第一個使用有效口服麻醉藥的醫生，他的麻沸散(包括曼陀羅花、羊躑躅、烏頭等)使他在那個年代能做35次的手術，包括為關公刮臂療傷；華佗也是針灸專家，馬王堆出土的帛畫中也找到了他的《五禽戲》的圖畫，仿效五種動物的動作來強身；婦兒科也在行的他，實際上是中國醫生演變成全科皆通的例子，受人崇拜的神奇人物代表，可惜的是他未曾「著作等身」，高超醫技大半失傳。
陰陽五行在現今醫學中何去何從
張仲景和華佗再神通，都還是以陰陽五行為根據來闡明他們的醫理，不僅如此，過了這時期之後，晉朝的曠世神醫如葛洪、唐代的孫思邈也不能不從來自陰陽五行的「煉丹術」樹立自己的權威，為什麽呢？那就是陰陽五行已非常牢固成為古中國醫學的理論基礎。我們再回溯去想周禮之後中國出現了哲學思想的大師孔子，一脈相傳的孟子和老莊，他們已經清楚地在談「氣」、「血」、「色」、「風」等的外在表征，像孔子說「年少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孟子更說「吾善養浩然之正氣」，這些都在《呂氏春秋》談「五色」、「五氣」以前，然而也成了中國古代學者的宗師。他們這些觀察在精神病患的診療上很有見地，然而對人體器官的疾病探討卻顯得退縮，這也是因為他們本身是哲學家，不願去碰觸不懂的醫學。在西洋醫學史來說，希伯克拉底是難得一見通曉醫學的哲學家，雖然他的「體液說」差不多對等「陰陽五行」，對醫學停留在某一程度的了解，然而在接續這時期之後，醫學對哲理的挑戰，中西卻大大的不同。中國所有專業學問，基本上建構在哲學家的中心思想，像張仲景的《傷寒論》，而早期西洋醫學大師本身有自己的哲學觀，甚至是自然哲學家，像亞裏士多德、蓋倫，他們有革命性的思維，雖然蓋倫闡揚的體液說在之後主導西方醫學近一千年，但畢竟不是來自哲學的中心思想，在醫學飛躍前進之時，可以完全被推翻。
日本醫學史家栗山茂久最近在他的《身體語言》書中提到中西古醫學的發展，使中西對人體形象素描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古醫學甚至是古文化中的人體是以外觀來看，圓胖豐滿；從古希臘文化，乃至達文西、米開蘭基羅到維薩留斯的人體素描，都是肌肉結實、栩栩如生。為什麽會有這麽大的差別呢？原因在解剖概念的有無。陰陽五行發展出來的哲學家們，沒有一個想過要打開人體來看看，印證他們的哲理，所以陰陽五行的「五臟」並非人體結構的心肝脾肺腎，這一點，西方學者在上一世紀才知道，中國古醫學哲理和現實人體醫學是脫節的。這段時期內，文獻上記載中國有兩次解剖，竟然都是暴君淩虐犯人的屍體：一次是紂王殺了比幹，為了想知道「聖人心有七竅」到底是不是真的，竟把比幹的心臟挖出來看；更有名是王莽打敗他的叛黨後，抓到其中之一的王孫慶，將他「支解」後交由太醫做成各式各樣的標本，來了解人體的經脈。其實《黃帝內經》的《靈樞·經水篇》已道出「解剖」的必要性，岐伯說：天高地廣，不是人所能測量的，而人體就可以測量，死後解剖可知「臟之堅脆、腑之大小，其所能容納谷量、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一般學者也許懾於「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中心思想，沒有動手去做。西方就不同了，古希臘人有用內臟占蔔的習俗，柏拉圖認為肝能反映一個人的思想，所以他們經常在看動物內臟；哲學家亞裏士多德更是經常解剖各種動物，他在《動物結構》這本書中說到，看到血肉、骨頭、血管和構成人體器官組織不可能不覺得惡心，但研究了解自然，這些材料就在我們身邊。所以，這個傳統延續下去，到了蓋倫，他的《身體部位的用處》是古代講解剖最完美的作品，不僅敘述人體每種功能，也對人體結構做深度哲學的思考。蓋倫說有三種人需要做解剖，一是追求知識為樂的自然學家，二是證明自然現象有其道理的人，三是研究生理和心理功能的醫生。所以啟發後世的學者，即使古希臘已細致觀察到人性肌肉的美，達文西、米開蘭基羅還是做解剖，更詳細去描繪實在的結構來呈現不同線條的美。
蓋倫的解剖和醫學理論到了十五世紀才被維薩留斯挑戰，並徹底改寫，希伯克拉底的「體液說」也在兩世紀前也就是現代醫學運動發展後，逐一被摒棄在這醫學大門之外，即使如此，其中許多哲學觀可以運用在臨床醫療、精神醫療、公衛健康的道理。然而在中國，到了明代李時珍才解剖動物來懂藥理，清代王清任偷偷解剖寫成《醫林改錯》來挑戰沒有解剖基礎的中國醫學，時至今日，陰陽五行還被研究中醫的人視為圭臬，以此推敲古人醫學的智慧。現代科學史大師英國的李約瑟就認為「陰陽五行」這「中國醫學的怪獸」，就是中國醫學前進的障礙。我們如何定位「中醫」，如何把中國醫學中值得開發的針灸、中草藥、臨床診療的技巧等等繼續發揚光大，而把「陰陽五行」當成哲理去省思，甚至做到「醫學的歸醫學、哲學的歸哲學」，是現代人做學問應該有的態度！
http://drillmansjh.blog.hexun.com.tw/16922686_d.html
江漢聲 輔仁大學醫學院院長 | 2006年1月30日
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
雖然一般人認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可達五千年，事實上根據目前史學家的認定，大概祇能從公元前一千六百年的商代算起，在之前的夏代是否存在還在爭辯中，由於商代甲骨文的出土，對於其文化才有一定的了解，在16萬多片的甲骨文上涉及病名有323片，所載疾病從頭到腳共20多種，其中「齲」齒已知是蟲蛀引起，大概是世界上最早記載。由於商代是貴族和奴隸的社會，醫學還是以巫術為主，甲骨文中有蔔辭治病，商王武丁的牙齒生病了，「祭於父乙，以求賜愈」。當然，在藥物上有不少的發現，包括制酒，酒是人類最早的食物，也成為最早「醫食同源」的醫藥。通過考古發掘，發現中國新石器時代（公元前四千年以前）就有釀酒的證據，而在甲骨文中更有制藥酒的敘述；事實上中國人以五谷為「湯液」非常普遍，也常拿來做醫藥，《說文》中「醫」的上半部「殹」是病人呻吟的聲音，下半部「酉」就是酒。
從商周到春秋戰國，中國的古醫學也有相當的文明，不僅在藥物方面，連在疾病病因推理、衛生保健之道古籍都有明載，和世界其它文明相較最特別的是針灸的醫療，甲骨文中就有反映用「砭法」除病、按摩療腹疾、艾灸治病，止痛和接骨復原之辭；近世在鄭韓故城遺址發掘出一枚長6公分用以治病的砭石。商朝的巫師治病到了周朝乃至春秋，就慢慢衰微了，醫療不僅成為專業，周禮中甚至把醫生列入「天官冢宰」所管轄的職官，在秦國更出現了醫和、醫緩等著名的實證醫療醫生，而最具代表性的「醫療始祖」是扁鵲。他不僅精於望聞問切四診，也精通內外婦兒針灸各科，更有意義的是他和巫術的抗爭，《史記·扁鵲傳》說他有六種病人不看，一種是「信巫不信醫」的病人。此外，齊國的「太倉長」淳於意，人們稱之為「倉公」，也是相當有才華的名醫，他是第一個記載病歷，稱之為「醫案」，並傳授醫術給他的學生。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醫學哲理逐漸在成形。自古以來，中國人以為世界上一切有形的東西，包括人的身體和天地自然，都是發源於無形的「氣」，而且受「陰陽」、「五行」的支配。「陰陽」起於《周易》，比甲骨文的占蔔晚，是商以後的發明，是解釋自然間相對變化；而「五行」創於《尚書》，順序是水火木金土，用來說明自然界的順序，如果亂了，就是天災人禍。像《尚書》中武王問箕子如何使人民安居樂業，箕子舉鯀治水用圍堵法就是亂了「五行」，所以洪水為患。陰陽五行又是在何時進入醫學呢？在中國醫學和文化典籍接軌甲骨文的一個重要發現是1972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其中有11種醫書，馬王堆中的醫書成書在春秋戰國時，要比《內經》年代更早。這些醫書中大量提到「陰陽」，像《陰陽十一脈灸經》、《合陰陽》等等，表示春秋戰國時「陰陽」已是醫學哲理的基礎，最早還可以追溯到《左傳》（公元前541年）。然而馬王堆的醫書中並沒有「五行」的概念，一直要到東漢以後，也就是《內經》中，才真正有系統引入陰陽五行。
陰陽五行成為中國古醫學的中心思想
從戰國到東漢末年的三國時代（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後265年）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醫學理論體系建構完成的一個階段，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書就是《黃帝內經》。「黃帝內經」之名最早見於《漢書·藝文誌》，現存《素問》和《靈樞》兩書各九卷，書中名黃帝與太醫岐伯、曾公等人對談來討論醫學問題。事實上是戰國至秦漢時期，許多醫學專家收集他們當時醫療經驗和理論，不時整理，補充和修訂而成，可說是一個時代集思廣益的醫學教科書。《內經》非常重視陰陽五行，它認為人體結構的各部分不是獨立的，互相相屬、互相連系就形成了人體的生理和病理，人體五臟的生理病理，又和世間各種事物，包括四季氣候變化、個人精神狀態等息息相關，而根據五行生克的關系，人體內臟感官也會互相制約，如金克木、水克火，故肝病死於庚辛日，心病發壬癸日等等，就有些回到占蔔巫術的感覺了。
除了《內經》之外，這時期另一本偉大的醫書是《難經》，《難經》最早出現在東漢張仲景的〈傷寒論自序〉，所以近人考證這本書成書應該在西漢末年之後。全書也是以問答式的體裁寫成，以闡明《內經》為要旨；「八十一難」中概括了生理、病理、診斷，治療各方面，而最引人註目的是在經脈學中改變了《內經》的全身診脈法推出「寸口診脈」為後世所遵循。魏晉時代王叔和的《脈經》，就是承繼《難經》的脈法。本來《內經》認為人體有12條脈，所以醫生要檢查手腳、軀幹、頭頸的12個脈位，難經將所有脈連結成一大循環，詳載脈隨人一呼氣移動3吋，吸氣又移動3吋，一次呼吸就移動6吋，人一天呼吸1萬3500次，所以脈繞行身體50次，手腕「寸口」是脈的大會，是循環的起點與終點，所以切脈在「寸口」即行。它又說，寸口細分為寸、尺、關，分別代表陽、陰與陰陽之分界，並且對應天、地、人；好像人體是個小宇宙，與大宇宙的陰陽互動，而人體陰陽互動又濃縮至手腕的寸口，在這小區域把脈不僅可以知道人體各器官的毛病，也對應自然和其它事物，知道這毛病從何而來，或許連帶那些精神狀態等等。
而最實證的經驗醫學醫書應該是《神農本草經》，這是熔鑄到東漢為止各朝各代所累積關於中國草藥的知識。雖然這是多人智慧的集體創作，但托名神農氏，除了因為神農有現嘗百草的傳說之外，也表示古人尊崇神農為中國的醫藥始祖。全書共載藥物365種，包括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和礦物藥46種，並且將藥物分為三品，上品藥無毒或毒性很小，主要是補養身體，中品藥有的有毒有的無毒，除了補養身體也治療疾病，下品藥大部分是除寒、熱或治疼痛，也多有毒，需限量限時服用。《神農本草經》除了詳細記載中國傳說藥物的功效和主治疼痛外，也以陰陽五行的理論來闡述中藥學的基本理論：像藥有君臣佐使，故有主方和輔藥，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相須者，相使者，相畏者，相惡者，相反者，相殺者，稱之「七情和合」來配藥，也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寒、熱、溫、涼四氣，如何炮制，要隨藥性；至於服用的方法更有一定的準則，也是以陰陽五行的基本理論架構，加上各家實際臨床的經驗編寫而成，對中國後世醫藥學者有相當參考價值。
中國陰陽五行對應西洋體液說對後世哲學的影響
中國醫學理論建構出陰陽五行的同時，正是西洋醫學希伯克拉底形成體液說的前後。其實這也是來自於古老希臘自然哲學家的說法，所有物質由四種元素組成：火、風、土和水，它們是萬物之源，這四種物質以「愛」「恨」兩種相反的力量相吸或相斥（就如同中國的「陰」「陽」），它們之間各式各樣的組合與分離形成各種物質，這四種元素也和熱、燥、寒、濕四種自然特性對應（就如同中國的五行）。開始，血液來自心臟，既潮且濕；黃膽源自肝臟，既燥且熱；黑膽來自脾臟和胃，既燥且寒；黏液來自大腦，既潮且寒。不只如此，對照人類行為和健康，血液提振精神、黃膽給人膽量、黑膽讓人消沈憂郁、黏液則造成遲鈍或冷靜。到了希伯克拉底，他的文集中更把這四種體液對應春夏秋冬四節氣，呼應人生四階段童年、青年、壯年、老年來說明人內在平衡須和環境外在平衡做一定的對照，它主宰了人類的健康或疾病。他甚至把人體各種體液量化，如果組成比例不同就造成人不同的性格；疾病來自於體液組成發生不平衡，像喪失了黏液不能保持體溫，形成神經系統疾病如癲癇、中風等等；而又隨季節不同有所變化，如冬天黏液多，則感冒流鼻涕增加；而黃膽和黏液是相抗衡的，在夏季最敏感，所以黏液少黃膽多所引起下痢在夏天最多。希伯克拉底學派的體液說，在羅馬時代被皇帝認為「最好的醫師與獨特的哲學家」的蓋倫（Galen，公元129年至210年）將之發揚光大，成為西方醫學千年來的理論基礎；蓋倫結合解剖和臨床的經驗，又以哲學思辨、典籍詮釋寫出大量著作，對於體液說，他又加入飲食、睡眠、空氣、排泄、補充和運動、靜止與激情六種非自然調和，以養生之道來維護人類健康的體質。
這「體液說」的基本精神，不僅影響到西方中古醫學的疾病診斷認知，也同時是治病上的根本依據，像體液說是許多疾病的共同因素，所以西方古醫學盛行「放血療法」。最開始是古希臘人，希伯克拉底的文集常提到特定部分的放血來治療特定的疾病，像右手肘放血治療肝病，左手肘放血治療脾臟疾病，腳踝外側放血治療腎病，腳踝內側放血治療睪丸痛。對於放血治療疼痛，在中國也有，《素問》指出：「邪氣侵入足少陰之絡，引起心痛、激烈腫脹、胸部兩側與四肢均塞滿。」故須從該經絡源頭，也就是腳踝前端內側加以放血。這兩個古醫學在一開始都用放血治病療痛，以血管走向或經絡學來確定放血位置，後續發展卻大不相同：古中國的放血療法後來可能演變成針灸，古希臘的放血療法卻持續下去，經羅馬醫學大師蓋倫發揚光大。蓋倫認為人體內在疾病的成因只有血液過剩或消化不良，疼痛固然是血液淤集，發炎更因體液的比例決定發炎性質，血液中較多的黃膽稱之Herpex，較多黏液稱之Edema，黑膽汁混和則為Scirrhus，黑膽汁瘀麻則為惡性腫瘤 (Karkina)，所以更需放血治療。不過是否局部放血治療特定疾病，就慢慢改變了，一方面也是解剖知識較為發達；不管如何，由於蓋倫在西方醫學史的地位，西方醫學史上放血治療存在近兩千年。
中國醫學在陰陽五行架構完成的時候也出現過幾位偉大的醫學家，值得一提的是東漢的張仲景和三國的華佗。張仲景（公元150至219年）是南陽人，在族人泰半死於疫病時發憤學習、勤讀古訓、博采眾方，所以是中國醫學的集大成者。他將陰陽五行引用到他對臨床診斷，詳細的觀察，寫出著名的《傷寒雜病論》；與其說成就在陰陽五行用於傷寒的辨證，還不如說張仲景是醫學史上第一位對「發燒」做最詳細描述和分類的內科醫師，「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的發燒和附帶癥狀都不一樣，也引用陰陽五行的道理來開藥方；而在他其它許多著作中的《金匱要略》更載明許多方子，像麻黃、柴胡，到今天都還是非常有名的藥方。華佗則是中國外科醫師的鼻祖，他也是第一個使用有效口服麻醉藥的醫生，他的麻沸散(包括曼陀羅花、羊躑躅、烏頭等)使他在那個年代能做35次的手術，包括為關公刮臂療傷；華佗也是針灸專家，馬王堆出土的帛畫中也找到了他的《五禽戲》的圖畫，仿效五種動物的動作來強身；婦兒科也在行的他，實際上是中國醫生演變成全科皆通的例子，受人崇拜的神奇人物代表，可惜的是他未曾「著作等身」，高超醫技大半失傳。
陰陽五行在現今醫學中何去何從
張仲景和華佗再神通，都還是以陰陽五行為根據來闡明他們的醫理，不僅如此，過了這時期之後，晉朝的曠世神醫如葛洪、唐代的孫思邈也不能不從來自陰陽五行的「煉丹術」樹立自己的權威，為什麽呢？那就是陰陽五行已非常牢固成為古中國醫學的理論基礎。我們再回溯去想周禮之後中國出現了哲學思想的大師孔子，一脈相傳的孟子和老莊，他們已經清楚地在談「氣」、「血」、「色」、「風」等的外在表征，像孔子說「年少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孟子更說「吾善養浩然之正氣」，這些都在《呂氏春秋》談「五色」、「五氣」以前，然而也成了中國古代學者的宗師。他們這些觀察在精神病患的診療上很有見地，然而對人體器官的疾病探討卻顯得退縮，這也是因為他們本身是哲學家，不願去碰觸不懂的醫學。在西洋醫學史來說，希伯克拉底是難得一見通曉醫學的哲學家，雖然他的「體液說」差不多對等「陰陽五行」，對醫學停留在某一程度的了解，然而在接續這時期之後，醫學對哲理的挑戰，中西卻大大的不同。中國所有專業學問，基本上建構在哲學家的中心思想，像張仲景的《傷寒論》，而早期西洋醫學大師本身有自己的哲學觀，甚至是自然哲學家，像亞裏士多德、蓋倫，他們有革命性的思維，雖然蓋倫闡揚的體液說在之後主導西方醫學近一千年，但畢竟不是來自哲學的中心思想，在醫學飛躍前進之時，可以完全被推翻。
日本醫學史家栗山茂久最近在他的《身體語言》書中提到中西古醫學的發展，使中西對人體形象素描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古醫學甚至是古文化中的人體是以外觀來看，圓胖豐滿；從古希臘文化，乃至達文西、米開蘭基羅到維薩留斯的人體素描，都是肌肉結實、栩栩如生。為什麽會有這麽大的差別呢？原因在解剖概念的有無。陰陽五行發展出來的哲學家們，沒有一個想過要打開人體來看看，印證他們的哲理，所以陰陽五行的「五臟」並非人體結構的心肝脾肺腎，這一點，西方學者在上一世紀才知道，中國古醫學哲理和現實人體醫學是脫節的。這段時期內，文獻上記載中國有兩次解剖，竟然都是暴君淩虐犯人的屍體：一次是紂王殺了比幹，為了想知道「聖人心有七竅」到底是不是真的，竟把比幹的心臟挖出來看；更有名是王莽打敗他的叛黨後，抓到其中之一的王孫慶，將他「支解」後交由太醫做成各式各樣的標本，來了解人體的經脈。其實《黃帝內經》的《靈樞·經水篇》已道出「解剖」的必要性，岐伯說：天高地廣，不是人所能測量的，而人體就可以測量，死後解剖可知「臟之堅脆、腑之大小，其所能容納谷量、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一般學者也許懾於「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中心思想，沒有動手去做。西方就不同了，古希臘人有用內臟占蔔的習俗，柏拉圖認為肝能反映一個人的思想，所以他們經常在看動物內臟；哲學家亞裏士多德更是經常解剖各種動物，他在《動物結構》這本書中說到，看到血肉、骨頭、血管和構成人體器官組織不可能不覺得惡心，但研究了解自然，這些材料就在我們身邊。所以，這個傳統延續下去，到了蓋倫，他的《身體部位的用處》是古代講解剖最完美的作品，不僅敘述人體每種功能，也對人體結構做深度哲學的思考。蓋倫說有三種人需要做解剖，一是追求知識為樂的自然學家，二是證明自然現象有其道理的人，三是研究生理和心理功能的醫生。所以啟發後世的學者，即使古希臘已細致觀察到人性肌肉的美，達文西、米開蘭基羅還是做解剖，更詳細去描繪實在的結構來呈現不同線條的美。
蓋倫的解剖和醫學理論到了十五世紀才被維薩留斯挑戰，並徹底改寫，希伯克拉底的「體液說」也在兩世紀前也就是現代醫學運動發展後，逐一被摒棄在這醫學大門之外，即使如此，其中許多哲學觀可以運用在臨床醫療、精神醫療、公衛健康的道理。然而在中國，到了明代李時珍才解剖動物來懂藥理，清代王清任偷偷解剖寫成《醫林改錯》來挑戰沒有解剖基礎的中國醫學，時至今日，陰陽五行還被研究中醫的人視為圭臬，以此推敲古人醫學的智慧。現代科學史大師英國的李約瑟就認為「陰陽五行」這「中國醫學的怪獸」，就是中國醫學前進的障礙。我們如何定位「中醫」，如何把中國醫學中值得開發的針灸、中草藥、臨床診療的技巧等等繼續發揚光大，而把「陰陽五行」當成哲理去省思，甚至做到「醫學的歸醫學、哲學的歸哲學」，是現代人做學問應該有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