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收錢不等於清廉 （吳景欽）
發表於 : 週五 10月 29, 2010 7:47 am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 ... D/20101029
北檢偵辦新生高弊案，以涉嫌勾結投標廠商浮報3億多元工程款，而將台北市祕書長楊錫安，從證人轉列貪污案被告，即使被告所涉及的是圖利重罪，檢方卻仍直接以60萬保釋，讓人感到不解。而涉案的公務員，一直到現在，仍堅稱未收受任何利益，何來貪污之責，而感到委屈，更讓人對公務員的法治觀，感到驚訝。
檢方雖將北市府祕書長改列為被告，卻直接以60萬元為保釋，若從羈押是最嚴厲的強制處分，所以必須是最後手段來看，檢方的如此作為，似乎謹守著所謂慎押原則，而值得贊同，惟此原則是否也一體適用於其他人，尤其是平民百姓，顯然是個大疑問。
慎押原則差別運用
因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的第3款，針對法定刑5年以上的重罪，如圖利罪，即便無湮滅證據或逃亡之虞，亦可為羈押，而就實務運作常態而言，只要被告不為自白或認罪，檢察官少有不為聲押，法院亦鮮有不為羈押者。
所以針對圖利這類重罪，由檢察官直接以60萬元為交保，並非屬於運作常態，其他人若遇此情況，而想獲得檢方如此的對待，恐是一種空中樓閣的想法，此不禁讓人感嘆，原來所謂慎押原則，不是對所有人一體適用的原則，而是因人而異的差別對待。
而在新生高弊案裡，更讓人感嘆的，可能是公務員的法治觀，雖然在常識觀念裡，總把清廉定義為不收錢，但不收錢只是公務員最基本的要求，任何的施政行為更必須嚴守正當程序原則，這也是在《貪污治罪條例》裡，除了有公務員受賄罪的處罰之外，仍設有圖利罪等處罰的原因所在。
以新生高架橋弊案來看，廠商故意以極為高的投標金額，來使之流標，以迫使市府提高預算，明顯已觸犯合意圍標罪，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向檢方為告發，此乃其義務，而非權利。
不收錢是基本要求
北市府承辦人員應告發而不告發，即有所失，卻又不為及時警戒，竟又直接以電子郵件將參考價格通知廠商，最終以如此高額的平均數為底標，而追加3億元的預算，人民的血汗錢因此付諸流水。
如此行徑，承辦公務員卻仍恥言未收受廠商好處，而自視清廉，殊不知其所觸犯的《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的浮報價額與第6條第1項第4款的圖利等重罪，只要對主管或監督事務，明知違背法律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而有人獲得不法利益，不管公務員有無受賄，即可成罪。
而之所以會有圖利罪的規定，其目的正在告誡公務員，不收錢只是最基本的要求，國家給予公務員如此好的待遇，正在要求公務員應謹守法律的界限，替人民看緊荷包。但於現今，不收錢反成為最高道德，明明已經浪費如此多的人民血汗錢，卻仍可以簡單疏失為搪塞，甚至以未收錢來標榜自己的清廉，看到公務員如此行徑，人民只能徒呼負負。
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北檢偵辦新生高弊案，以涉嫌勾結投標廠商浮報3億多元工程款，而將台北市祕書長楊錫安，從證人轉列貪污案被告，即使被告所涉及的是圖利重罪，檢方卻仍直接以60萬保釋，讓人感到不解。而涉案的公務員，一直到現在，仍堅稱未收受任何利益，何來貪污之責，而感到委屈，更讓人對公務員的法治觀，感到驚訝。
檢方雖將北市府祕書長改列為被告，卻直接以60萬元為保釋，若從羈押是最嚴厲的強制處分，所以必須是最後手段來看，檢方的如此作為，似乎謹守著所謂慎押原則，而值得贊同，惟此原則是否也一體適用於其他人，尤其是平民百姓，顯然是個大疑問。
慎押原則差別運用
因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的第3款，針對法定刑5年以上的重罪，如圖利罪，即便無湮滅證據或逃亡之虞，亦可為羈押，而就實務運作常態而言，只要被告不為自白或認罪，檢察官少有不為聲押，法院亦鮮有不為羈押者。
所以針對圖利這類重罪，由檢察官直接以60萬元為交保，並非屬於運作常態，其他人若遇此情況，而想獲得檢方如此的對待，恐是一種空中樓閣的想法，此不禁讓人感嘆，原來所謂慎押原則，不是對所有人一體適用的原則，而是因人而異的差別對待。
而在新生高弊案裡，更讓人感嘆的，可能是公務員的法治觀，雖然在常識觀念裡，總把清廉定義為不收錢，但不收錢只是公務員最基本的要求，任何的施政行為更必須嚴守正當程序原則，這也是在《貪污治罪條例》裡，除了有公務員受賄罪的處罰之外，仍設有圖利罪等處罰的原因所在。
以新生高架橋弊案來看，廠商故意以極為高的投標金額，來使之流標，以迫使市府提高預算，明顯已觸犯合意圍標罪，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向檢方為告發，此乃其義務，而非權利。
不收錢是基本要求
北市府承辦人員應告發而不告發，即有所失，卻又不為及時警戒，竟又直接以電子郵件將參考價格通知廠商，最終以如此高額的平均數為底標，而追加3億元的預算，人民的血汗錢因此付諸流水。
如此行徑，承辦公務員卻仍恥言未收受廠商好處，而自視清廉，殊不知其所觸犯的《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的浮報價額與第6條第1項第4款的圖利等重罪，只要對主管或監督事務，明知違背法律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而有人獲得不法利益，不管公務員有無受賄，即可成罪。
而之所以會有圖利罪的規定，其目的正在告誡公務員，不收錢只是最基本的要求，國家給予公務員如此好的待遇，正在要求公務員應謹守法律的界限，替人民看緊荷包。但於現今，不收錢反成為最高道德，明明已經浪費如此多的人民血汗錢，卻仍可以簡單疏失為搪塞，甚至以未收錢來標榜自己的清廉，看到公務員如此行徑，人民只能徒呼負負。
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