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詩? 莫那的故事版本很多,有些聽起來很好笑,此外日人在台灣故事,用日本人角度看起來不同,這是三部曲中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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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台灣生活史(BC0175)──日本女人在台灣(明治篇1895-1911)
中國時報開卷一周好書榜(2008年1月 )
內 容 簡 介
一個生於台北、長於蘇澳的日本女子,
三代世居台灣,十五歲前過著殖民地生活。
台灣是她的故鄉,也是他鄉。
眼見有台灣經驗的日本女性逐漸凋零,
她懷志二十年,研究十年,
從明治、大正到昭和,
以百萬字記錄殖民地的生活百態。
透過她的眼睛,異文化中的日本女人
輝映著多樣卻樸實的庶民風采。
明治二十八(1895)年,日本獲得第一塊殖民地——台灣。對日本政府而言,台灣是殖民政策的實驗場,更象徵躋身強國的戰利品。但在奉派來台的軍人與官吏,以及懷抱新夢想的移民等先驅日人眼中,卻是充滿瘴癘、土匪、生蕃的危險地界。
是什麼背景、什麼動機,讓日本女性在日治初期履踏陌生的台灣?她們與本島人、原住民之間,會產生什麼樣的互動?經過十年功夫,日本的統治趨於穩定,她們在女子教育、技藝學習、天足運動等事業上的成績也逐漸展現。從在台日本女性的生活點滴,我們看到與官方文獻、男性觀點大不相同的台灣面貌。
‧藝妓、娼妓是納稅大戶
開放自由渡航後,最早渡台的日本女性幾乎都是娼婦。台灣一年的地方稅收約一七○萬圓,因為官吏、軍人不用繳稅,日本人所繳不過十四、五萬;而在這十四、五萬圓當中,娼妓與藝妓上繳的稅竟超過十萬。
‧無恥的日本人
初期渡台的日本人素質低下、行為不端,給人「有禮無體」的觀感。報業人士列出日本人應該感到可恥的習慣有:動輒施暴、爛醉失態、不分男女慣常裸露等等。
‧上流社會的婦女活動
台灣是官吏的天堂,在台的日本上流婦女也很悠哉。她們沒有公婆、親戚需要照料打點,加上請了幫傭,因此有許多閒暇參與社會活動,活躍於慈善募款與高官的送往迎來(台灣舉辦宴會之頻繁,為全日本之最)。但她們回日本後多半適應不良,抱怨家事多到做不完。
‧灣妻
加上「灣」字的,被視為屬於較低層次,例如灣官、灣製、灣紳、灣商。所謂「灣妻」,不是指來自日本國內、伴隨丈夫來台的妻子,而是指在台灣迎娶的「低級女性」。對當時台灣日本人社會中的單身男性而言,年輕女性幾乎不是煙花女就是女傭。
▼書摘:第二章 民政時代初期
一、民間人士渡台
明治二十九(1896)年四月一日起進入民政時代,政府開放民間人士渡台。軍政時代相繼制定了許多條例,隨著治安改善,行政上能控制的區域也持續擴大。日本民間人士正摩拳擦掌準備爭取特權,每次日本來的貨船、客船到達,就會看到他們出現在基隆港。民政時代前嚴禁女性登陸,即使以軍人或商人的太太或女僕的名義上岸,最後仍會在基隆遭到遣返。據報載:軍政轉民政的過渡時期,有五、六位日本女性想在基隆被拒,便繞過淡水進入台北。她們身穿手織棉布、纏著細腰帶、穿著草鞋,實在難以分辨是男是女。
據說,當時有個嫁給外國人作妾的日本女人 投宿在淡水的川口屋旅館,住台北的日本男人,不論官員或是一般民眾,為了看她都乘帆船到淡水河,住進川口屋。還有三位日本女性預見將進入民政時期,於是乘竹筏從淡水到新竹開了民政時代第一家餐館。這三位女性都來自琉球。此外,也有日本女性先經其他國家,再從香港渡台。像這樣推測渡航禁令即將解除而提早抵台,在基隆港以外地區上岸的也不在少數吧。
當時應該危險到連男性也無法隨意旅行,然而卻有兩名出外工作的女性(娼婦),從土匪最猖獗的台灣中部一路步行前往台南,讓男性守備隊員頗為驚訝。在埔里山區,原本只有官吏和警察因職務不得已冒險在此工作,但實際上,也有從事特種行業的一位女性到當地的紀錄。台東一帶的山裡有條道路,原住民時常出草,連警官也不敢走,竟有中年男子帶著兩名二十三、四歲的女性,從深山步行而來,讓討伐隊員十分驚訝。還有位律師提到自己在嘉義街上遇到隻身步行的娼婦,由於過於驚訝,竟忘記自己因重病提前下班,嚇得痊癒了。台北的實業家大倉幸吉在《台灣婦人界》雜誌(1937年6月號)裡,提到鑽軍政法網漏洞來台的女性:「(明治)二十九年三月,有人帶著日本國內的女子六人到恒春的飯館。當時防衛恒春到?山的憲兵、士兵、警察與郵局職員等約有一千名男性,在區區六人為一千人提供服務的情況下,一夜可索價一百日圓。五、六個月內,這些女性都染上淋病,頭髮掉落變成禿頭。」(當時的一百圓,在台灣相當於二、三個月的收入。)
此外,明治三十一(1898)年的《台灣民報》刊載:「住在台南西門街一方亭的阿辰於軍政時代渡台,向醫師獻納許多東西。」所以阿辰也算是鑽法律漏洞來台。據明治四十三(1910)年八月八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刊載:「自軍政時代即是名女人、經營新起街花壇日本料理店、皮膚黝黑的阿雪去世。」這位長年住在台灣、肌膚變黑的阿雪,應該也是徇同樣的模式來台的吧。
進入民政時代時,從神戶到台灣的船票有十三圓、十圓、七圓等數種價格,航行路線與軍艦不同。這些船先在各地停泊,再經沖繩到台灣,船程最快也要十天,慢則需花上十三天至二十天。台灣的港口由於長年淤沙,逐年變淺,連荷蘭統治時期使用的安平港或是基隆、高雄也無法使用。大船必須停泊在外海,乘客在海上換乘小型船,再由淺灘上陸。
當時,一從基隆上岸便得向基隆支廳長西鄉菊次郎(西鄉隆盛被流放到奄美時所生的兒子)提出申請,拿到證明後才能搭火車。火車無法載送每次到港的所有旅客,即使勉強擠上車,行經七堵、八堵附近就開不動了。列車長會打開車廂門叫喊著:「請大家下車!」旅客下車後,不論身分高低,都必須幫忙推列車。
火車走得很慢,也有一群人自行越過山脊。特別是沒有拿到證明的白首 ,會從八堵的河川或水返腳(汐止)坐船前往大稻埕。航行的速度也很慢,有時候船隻被河底的泥沙擱淺,旅客也必須幫忙推船。還有旅客不堪其擾,便下船改走陸路。據說日治之初,台灣公路很少,城外盡是狹小的田間小路。由於從台北到新竹的鐵路被清兵破壞,修理後改鋪輕便鐵路 ,而新竹以南就必須徒步或坐平地走的轎子。前往南部,首先要向兵站部申請搭便車的許可。而大安溪、大甲溪、大肚溪、濁水溪、曾文溪等河流適逢大雨時,乘船或是涉水渡河都非常困難,必須長期滯留或繞遠路,宛如江戶時代的情況。
▼導言(節錄)
竹中信子的祖父在甲午戰後隨近衛軍來台定居,母親和家人也在明治時代移住台灣,竹中算是在台灣的第三代日本人。從「明治篇」的〈序〉和「大正篇」的〈後記〉中清楚地看到,她撰寫這部書的主要動力,是來自對台灣的深厚鄉情,儘管她只在這塊土地度過短暫的十五年。而和許多女性史學者一樣,竹中信子寫書的目的是為了補白女性歷史;不過,台灣的生活經驗和歷史記憶,給予她不同於其他人的書寫心境。身為日本子民的一分子,她發現,殖民時代居住在台灣的日本庶民的歷史被嚴重漠視;她也觀察到,殖民時期的報紙對日本女性的報導充滿輕蔑、不公正。為了讓日本讀者瞭解台灣殖民史,以及殖民地日本女性和這段歷史的複雜關係,在這部書中,她花了不少篇幅去闡述台灣的殖民史,然後再描寫日本女性在台灣的各種生活面向,並凸顯她們不為人知的辛勞與貢獻,於是許多不曾被寫入歷史的底層或邊緣女性,一一浮現。
這部書的書寫策略,既要激發日本讀者關注曾在台灣生活的日本民眾,又試圖從殖民地日本女性的日常生活尋找歷史,梳理出與主流敘事不同的觀點,後者是這部書最精采的部分。竹中信子試圖囊括殖民時期住在台灣的所有日本女性的生活,但著力較多的是婦女團體的成員、娼妓、女學生和到山地開發的警察妻子。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竹中懷著為殖民地日本女性發聲的心志,全書不僅僅勾勒這群女性的生活史,也不時撥弄性別歧視下的社會問題。最鮮活的例子是,竹中強調,最早渡台的女性幾乎都是娼妓,談論台灣的日本女性史一定要從被人鄙視的賣春婦談起。她撇開倫理、道德和教養,從政治、性慾和金錢拉開這部書的序幕,日本娼妓在台賣淫的原因、禁娼政策的舉棋不定,以及娼妓的悲慘命運,貫穿全書,也帶給讀者另類的殖民史。
一位非科班出身的殖民地研究者,能以十數年的時間蒐集史料、進行田野調查,來完成這部鉅著,已經令人折服。更何況,這部書提供我們許多值得學習和注意的地方:作者從一些零碎、散落的報刊媒體資料中,把歷經明治、大正和昭和時代,不同階層、不同行業的殖民地日本女性的日常生活及變遷,細膩地拼湊出圖像,讓讀者隨著她進入了殖民時代。回顧殖民時代在台日本女性的境遇,作者跳脫制式化的書寫方式,對殖民母國的威權、偏差的政策提出批駁;也巧妙地把殖民者殘暴的一面,挪移成對其女性同胞的關注。儘管有些說法不能說服讀者,特別是台灣的讀者,但歷史寫作原本就有各種不同的版本。
▼名人書評
本書描述了1895年至1911年日本女性在臺灣的生活史,兼及漢族及原住民婦女。作者盡力搜集資料,也顧及不瞭解日治時期台灣歷史的讀者,因此費了許多篇幅加以介紹:同時也敘述了當時男性的種種,是一本讀了興趣盎然的書。本書描述了1895年至1911年日本女性在臺灣的生活史,兼及漢族及原住民婦女。作者盡力搜集資料,也顧及不瞭解日治時期台灣歷史的讀者,因此費了許多篇幅加以介紹:同時也敘述了當時男性的種種,是一本讀了興趣盎然的書。──許雪姬(發表時為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現任中研院臺史所所長)
作 者 簡 介
竹中信子
一九三○年出生於台灣台北市,從台北州蘇澳郡蘇澳小學校畢業後,進入台北州蘭陽高等女學校就讀。十五歲日本戰敗投降才回日本,後畢業於福岡縣立門司女子高等學校及武藏野音樂大學。大學畢業後,曾在自家開設音樂教室。
三代世居台灣,是標準的「灣生」。祖父為「仙台號」輸送指揮官竹中信景,一八九五年隨軍自鹽寮登陸,二年後退役至蘇澳定居,並開發冷泉,創立「那姆內」彈珠汽水工廠。母親為「靜修女學校」第一屆畢業生,曾返母校任教。
目前是公司高階管理者,並擔任財團法人台灣協會理事。蘇澳是她的第二故鄉,戰後回台超過二十次,除拜訪兒時好友、四處訪問外,也參加蘇澳的冷泉文化節。
譯 者 簡 介
蔡龍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台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曾參與撰寫《臺灣歷史辭典》、編纂《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專長日治時期臺灣交通史、土木史。獲有多種獎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沙學浚先生獎學金、劉真獎學金、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獎助,獲交流協會日臺交流中心歷史研究者招聘赴日研究、第八屆台灣人文研究學術獎第二名、第九屆台灣人文研究學術獎第一名。著有《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1910-1936)》及〈長谷川謹介與日治時期臺灣鐵路的發展〉等論文十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