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不應廢除死刑
曹長青
在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賽放炸彈的恐怖分子查納耶夫近日被判死刑（其同案的哥哥在追捕時被擊斃）。雖然美國一直有強烈反對死刑的聲音，但這次卻很少異議反彈，大概因為這個炸彈案太殘忍，多數反對死刑者也羞于出聲了，或者因良知反應而低調了。
目前全球很多國家都廢除死刑，尤其是歐洲。但美國（及日本等）這樣成熟的民主法治國家仍堅持死刑，所以討論、爭吵一直持續，近年也延續到亞洲一些國家。
波士頓爆炸案導致3人喪生，包括一名中國女留學生（獨生女）。264名受傷者中，很多成為終生殘廢。像比爾.理查德（Bill Richard）一家，他本人被彈片擊中，耳膜被炸裂；妻子Denise被炸瞎一只眼睛；女兒Jane被炸掉一條腿；兒子Henry雖沒受傷，但精神失常了；另一個兒子Martin當場被炸死，只有8歲。
一個在觀看馬拉松比賽之前美滿的家庭，如今家破人亡，今后這全家都殘疾（更有喪生）的日子怎麼過啊！
這只是一個典型，其他很多截肢的，斷手的，被炸得眼瞎、耳聾、癱瘓的……我們用文字描述，一瞬間就過去了，可他們卻要被這狠毒的人禍導致的殘酷后果折磨一輩子！
面對如此人間慘劇，仍有反對死刑者振振有詞，讓人感覺他們最關心的不是這被炸殘的理查德一家，不是那些被截肢、斷臂、失明者的悲慘命運，更別說那些遇難者；而是怎樣保護住那個殘忍惡魔的生命，這樣才能顯得他們有多“人道”。
西方左派們常見的德行是，總是熱衷關注罪犯的權益，不管他們殺了多少人，有過多麼凶殘的行為，也要保證他們在監獄過上有電視、健身房、營養飯菜的舒服生活。而對那些無辜的受害者們則不出聲了。
“不可殺人”是混淆概念
全球反對死刑者的理由大同小異，主要有四個方面。但如果從基本邏輯、常理、常識來評判，他們的理由多是經不住推敲、站不住腳的。
反對死刑者的第一個理由是：法律規定“不可殺人”，如以“殺人”處罰違法者，是自相矛盾。意思是，罪犯殺人不對，但我們也沒有權利剝奪別人（殺人犯）的生命。生命是神聖的，每一個生命都值得珍惜，誰也無權剝奪。由此為反對死刑奠定理論基礎。
但這個理由實在不堪一駁。常理和法律所指的“不可殺人”，當然是指不可殺無辜的人。在法治社會的法庭判決，不是發生在“個人之間”的相互報復謀殺，而是代表民意的公權力為受害者伸張正義，懲罰殺人犯。這兩個表面看都是“生命被結束”，性質卻完全不同：一個是殺害無辜，一個是公義處決罪犯。首先/主動屠殺無辜的罪犯，其生命的價值和無辜受害者絕不是等量齊觀的。
如果成立，那麼監獄也不能關押罪犯了。因為同樣可用“不可剝奪他人自由”的邏輯來狡辯：“雖然犯罪分子剝奪無辜者的自由或財產（強姦，搶劫等）是錯的，但其他人也沒有權利剝奪搶劫/強姦者的自由。”如此邏輯成立的話，這世界就沒有司法、沒有原則，更無正義可言了。那整個世界不就徹底亂套了麼？
那種“誰都不可殺人”論調的錯誤根本點，是模糊公權力判決和個人犯罪之間的界限與性質。西方和東方的左派們，總是為了站道德高地、唱政治正確的高調，尤其是為了顯摆他們多麼人道（這點是關鍵！），而拋棄最基本的邏輯常識。西方左派們對罪犯的同情，總是超過對遵紀守法的無辜者。這是最顛倒價值、攪亂世界的惡行！
事實上，正因為有死刑，才能使那些罪大惡極者（如波士頓馬拉松賽炸彈客）受到公義處罰，才能展示法治社會“不容濫殺無辜”原則，才有助于真正保護生命。所以，保留死刑，堅持死刑，才是維護生命、保護生命的重要法治手段和公義原則的體現。
“殺人償命”具嚇阻作用
反對死刑者的第二個理由是：現代刑罰應重在教化，而不是報復；不能“以暴制暴，以死止死，冤冤相報”；而且死刑起不到殺一儆百的作用。
與前述類同，“罪犯殺害無辜者”和“法律判決罪犯死刑”是兩個概念。在私人之間才存在“報復”“以暴制暴”“冤冤相報”；而在法治社會的法庭審判，既不是個人對個人，也不是陪審團對個人，而是英國思想家洛克早就闡述過的，人民為自保而授權（通過契約轉讓）成立政府；所以法治政府的法庭，是人民授權，是民意體現。它不再是個人（私人）對他人的“報復”，而是民意對罪犯的公義審判。一個是犯罪，一個是遏制犯罪，兩個價值相反的內涵。左派、反對死刑者的最大錯誤就是攪糊概念、顛倒價值。
至于死刑有沒有“殺一儆百”的作用，從基本常理來說，當然會有。中文自古就有“殺人償命”的說法，這個“償命”當然會對謀殺者起到心理遏阻作用；因為這就是說，你殺人，等于殺你自己！這給欲殺人者只有一個極小的縫隙：僥幸不被抓住，否則你就償命。這種概念深入人心，當然遏阻殺人行為。正如美國保守派女作家Ann Coulter所調侃的，“如果沒有死刑，為什麼Michael Moore（反對死刑的極左派）還活著，為什麼我沒在死刑犯行列？”還用說嗎，我早把他殺了。
美國很多學者研究指出，死刑對遏阻謀殺犯罪具有“很強的嚇阻力”。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資深研究員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參議院司法小組聽證會做了“死刑嚇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證詞：九十年代美國Emory大學的Paul Rubin等三名學者，對美國3000個城鎮20年間的犯罪資料研究展示，平均執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條被謀害的人命。在美國，即使反對死刑的學者也承認，死刑有遏阻謀殺的作用。上述三名學者之一的Joanna Shepherd教授就是反對死刑的，但他2005年發表的研究報告也指出，1977 至 1996 年，在美國每年處決 9 人以上的州，死刑才有嚇阻作用。意思是說，死刑執行的太少，阻遏作用就降低。
另一顯而易見的常識是，死刑不僅可以殺一儆百，遏阻謀殺，而且確保殺人犯再無機會殺人；否則一旦越獄（美國和墨西哥近期不是有三個殺人犯越獄了嗎）或被特赦而重返社會，就可能再殺人（罪犯中慣犯的機率很高，而且多是犯跟前科同樣的罪）。
“因噎廢食”是走極端
反對死刑者的第三個理由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誤判，就無法補償。事實上，在所有反對死刑的理由中，只有這一條有可站住腳的道理，也是廢除死刑的呼聲中最能說服人的理由。但現在的情況是，由于DNA等多項新科技檢驗技術的產生，發生誤判的可能性在司法健全的國家已降到微乎其微。像在美國，自1976年最高法院裁決恢復死刑（1972年高院曾判死刑違憲）以來，至今近40年，只有75人被聯邦法庭判處死刑，其中只有3人被處決。這次波士頓馬拉松案的死刑如執行的話，是2001年911恐怖襲擊后（聯邦法院）的第一例。上一個被處決的是1995年炸毀俄克拉荷馬州聯邦大樓、造成169人喪生、680人受傷的恐怖分子麥克維。
在美國，死刑犯的平均上訴期（重新審理等）高達20年！說明美國對死刑謹慎到幾乎不用的地步。生命當然是寶貴的，但如果走極端因噎廢食，徹底廢除死刑，就必然導致罪犯因不擔心償命而去殺人。美國的做法目前仍可謂樣板：既不廢除死刑，但又非常嚴格謹慎實行。
“廢除死刑”不是主流民意
反對死刑者的第四個理由是：廢除死刑是世界潮流，聯合國193個成員，已有97國完全廢除死刑（58國仍保留死刑）。且不說潮流未必正確，事實上這個“世界潮流”說法也並不準確。從英、法、德、加拿大等廢除死刑的主要西方國家來看，這只是少數左傾分子（包括法官、媒體、政客們）在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驅使下硬性修改法律的結果，而絕不是主流民意。
例如加拿大1976年就廢除死刑，但2012年（多倫多星報等所做的）民調顯示，在廢除死刑近40年后，61%的加拿大民眾認為，被判謀殺罪者應被處死刑。
在英國，2011年（Angus Reid所做的）民調顯示，65%的英國人支持對謀殺罪恢復死刑（28%反對）。男性和年紀超過35歲的受訪者更傾向恢復死刑。
歐洲最左國家之一的法國，1981年就廢除死刑，是當時的左翼總統密特朗和更左的司法部長巴丹戴爾根據所謂“哲學信念”而強行廢除的（后被寫入法國憲法），根本不是主流民意。當時多數法國人認為死刑是合法、必要和有效的。直到現在法國還有42%的人支持恢復死刑（反對者52%），巴黎《查理周刊》被恐怖分子襲擊造成多人喪生的慘劇后，法國人支持死刑的呼聲更高漲，右翼領導人也公開呼吁恢復死刑。
歐盟把廢除死刑納入加盟標準，導致保留死刑的土耳其無法加入歐盟。而已入歐盟的匈牙利總理今年5月表示，“死刑是有威懾力的，雖然可能剝奪一個人的生命，但會拯救多人生命。”結果該言論導致歐盟威脅要開除匈牙利的盟籍。而對猛吃歐盟救濟款的無賴國家希腊，卻是“吃死”歐盟也不讓它退出。由此可看出歐盟的左傾意識形態瘋狂到多麼非理性的地步。
作為西方保守主義主要陣地的美國，主流民意一直支持死刑。1994年達到高峰，80%的人支持死刑。之后雖然反死刑運動不斷掀高潮，但2011年盖洛普的民調是：反對死刑的美國民眾只有35%。
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曾精準地指出，“人類的所有災難都來自歐洲大陸。”共產主義從俄國輸出，兩次世界大戰由德國發動，斷頭台是從法國開始。這些烏托邦和暴力哲學害苦了世界。今天，廢除死刑的左派幽靈，又是先在歐洲徘徊。但在亞洲國家，多數人民對歐洲左派的廢除死刑缺乏興趣。
例如在南韓，2009年的民調顯示，66.7%的民眾支持死刑。近年更高，多達83.1%的南韓民眾贊同死刑（反對的只有11.1%）。
在日本，支持死刑的比例更高，2010年的民調，85.6%的日本民眾支持死刑，比之前的任何調查結果都要高。
在台灣，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所有民調都是多數民眾支持死刑：1990年是75%， 2001年79%，2006年76%，2008年79.7%，2010年74%，2013年初公布的最新民調，支持死刑的比例達歷史新高：91%！
台灣跟歐洲國家更不同的是，知識菁英（包括法官等）80%以上支持死刑，只有15.9%贊成廢除死刑。
“處以死刑”符合自然法
雖然聯合國超過一半國家廢除了死刑，但需指出的是，目前全球維持死刑的國家占全世界人口的65%，近三分之二！盖洛普2014年做的全球性民調顯示，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贊成對殺人犯執行死刑。
美國研究死刑問題的知名學者、紐約法學院教授Robert Blecker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指出，對那些有意大規模殺害平民的罪大惡極者（比如炸毀俄克拉荷馬大樓的麥克維，波士頓炸彈案的查納耶夫等）必須判死刑。對他們處罰的痛苦度必須跟罪行成比例，他更正確的話是：讓犯下如此恐怖罪行的罪犯活著是不義的！
Blecker教授之言，源于先人的智慧。最強調個人權利、奠定當代憲政民主地基的17世紀英國思想家洛克早就提出，“殺人犯損害的生命無法彌補，所以處以死刑是符合自然法的。” 德國哲學家康德也持類似看法。
審判波士頓馬拉松炸彈案的12名陪審員經過三天評審后，對查納耶夫做出死刑的一致裁決（如有一人不同意就無法判死刑），而不是終身監禁。判決后該案首席檢察官表示，這項死刑判決是“公平和正義的”；查納耶夫用讓美國民眾失去生命或終身殘廢的方式來實現他的“信仰”，所以應當讓他用生命來償還。
2015年7月20日于美國
——原載台灣《看》月刊2015年8月號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3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