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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7 旺報 【本報訊】
台灣向來以民主制度為傲，但民主程序之下的公共政策決策品質，常常讓人不敢恭維。公務員18%優惠利率爭議決策急轉彎、二代健保棄守及五都升格亂象，再再曝露台灣決策品質的粗糙與不科學。
立法院修法恢復部分公務員18%優惠利率，考試院在政策提出前並未整合共識，立法院修法也未真正辯論，最後遇到社會反彈，馬總統匆匆急轉彎。影響全民健康甚鉅的二代健保，定案版本完全喪失二代精神，僅對非經常薪資收入加收2%保費，雖略有溢注但仍無法補足健保財務缺口，既不「公平」離「財政」目標也很遠。五都升格亦然，由馬政府原先規畫的「三都十五縣」到「五都」，沒有人說得出所以然。台北縣和高雄縣市、台南縣市的升格或合併升格，除了選舉考量，似乎很難說服民眾為何是五都而不是三都或四都。
去年一整年，由年初的《地方制度法》修正規畫五都升格，到年底的二代健保草案，無一不是關乎台灣社會的重大事件，但回顧這兩項公共政策的內容與過程，皆是草率有餘、專業不足。我們甚至可以將這樣的決策流程歸納出有幾個特點，一是缺少完整規畫：五都業已升格，但關係五都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公共債務法》與《行政區劃法》尚無配套，無論財政收支、舉債上限，或者是行政區劃調整等，五都均沒有確定法源，可謂奇特的台灣現象。二是民粹導向、棄守專業：例如健保財務虧損巨大，台灣需要一個公平且合理的健保制度，應無疑義，但健保改革由費率、費基到保費計算，皆無共識。最後學者專家的意見往往束之高閣，反而是民粹壓力和立委的常識性意見占上風。類似例子不勝枚舉，如此決策流程，反映台灣政府的選票考量特性，而且事先無法有效整合各部門，又缺少政策方向的中心思想，以致重大的公共政策決策，總是淪為各方利益妥協的犧牲品。
大陸雖然一黨專政，但反而能夠維持穩定而優異的決策品質。大陸決策高層採民主集中制，而當局充分運用各地廣設的智庫，蒐集情報與知識，最後集體做出判斷。就成果而言，近20年來大陸在公共決策上程序穩定而品質優良，台灣瞠乎其後。遠的不提，由2008年的金融風暴，大陸迅速擴大內需、保有經濟發展，並積極利用美歐衰退時對外擴增影響力，其決策既快速、具體，又能夠有效控制社會情勢，大陸決策體系如何貫徹由下而上、將資訊彙整為情報、依據情報做出判斷，掌握時機與內外因素，實在值得台灣參考。
再以最近出台、引導中國經濟與社會轉型的「十二五規畫」為例，更可清楚看到，大陸可以由最頂尖的菁英學者領軍，為國家找出最適的發展藍圖，同時由於不需要考慮選舉時效和利益團體，所以可以清楚指出中國長期轉型的方向，化為五項具體的指導原則：優化經濟結構；促進創新發展；民生優先；綠色發展；開放共贏發展，以推動中國科學發展、以人為先的轉型軌道。著名學者、也是重要智庫成員的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認為如此點評十二五：「這為21世紀上半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奠定了基礎性和全面性框架。」。
如果，大陸的決策規畫放眼的是未來五十年，那麼台灣的決策規畫，顯然目光相對短淺。當然，有人說，大陸的政治制度和台灣不同，其採行計畫經濟模式也和自由經濟模式有異。但是外在條件的不同，不可掩蓋決策流程上，大陸仍有許多值得台灣學習之處。例如，對國家發展的長遠眼光、抵擋民粹壓力的決策勇氣、以及如何由規畫到落實、建立一套縝密且穩定的決策與執行模式。
當然，台灣也必須建立台灣特色的決策模式，其中最重要環節是如何與「民粹」有效互動，包括前期對民粹取向的正確理解、中期對民粹力量的導入及民粹與專業的整合，及晚期對決策的論述與辯護能力。
真的是大陸的報紙與傳聲筒
